苏轼一生，三度被贬。

四十四岁，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十九岁，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六十二岁，政敌再追，被贬儋州。

三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苦。黄州在长江边，还可以说"大江东去"；惠州在岭南，已经是烟瘴之地；儋州在海南岛，那是当时人们眼中"天尽头"之外的地方。

换作旁人，早该消沉、绝望、妥协。随波逐流、阿谀奉承争取北归——多少被贬的文人选择了这条路。但苏轼没有。他每一次都挺过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活得更通透、更豁达、更富创造力。

黄州三年，他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定风波》、《临江仙》——《寒食帖》也在此完成。惠州三年，他写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把最苦的流放写成了最浪漫的旅行。儋州三年，他办学堂、著《书传》、促海南文教之先声。

苏轼在逆境中的表现，不是简单的"坚强"，而是更高级的东西——一种把苦难转变成养分的本领，一种在最坏的环境中依然活出最好的自己的艺术。

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个名字，串联起了他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但苏轼却说这是他平生功业之所在。他被贬到哪里，他的精神就扎根在哪里。他不逃走，不后悔，不低头。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逆境美学"展示。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将按他生命中的三次大贬谪为线索，看他如何在人生的最低处，开出最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