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苏轼的朋友圈中最特别的一段关系——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友谊。

这不是"友谊"——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里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是政敌。

朝堂上的对手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争议的改革之一。王安石是变法派的核心，苏轼是保守派的中坚。两人在朝堂上针锋相对，苏轼上《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数千言，逐条批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而王安石，也毫不客气。乌台诗案后，虽然王安石上过书替苏轼求情（他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但民间一直有传言，说乌台诗案的背后推手就是王安石。不管真相如何，两人之间的政治对立是真实而激烈的。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政敌关系中不起眼的一个。但故事没有结束，真正动人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金陵相会：超越政见的惺惺相惜

元丰七年（1084），苏轼自黄州赴汝州。路过江宁（今南京）时，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主动去拜访已经罢相隐居的王安石。

这一年，苏轼四十九岁，王安石六十三岁。

苏轼到达金陵时，王安石穿着便服，骑着毛驴，亲自到江边迎接。苏轼从船上下来，看到这个曾经权倾朝野的改革家，如今一身布衣、一头白发。两人相对无言，然后相视而笑。

他们一起游蒋山（今紫金山），一起论诗，一起谈禅。王安石把自己最近写的诗给苏轼看，苏轼认真看后说：“好。比以前的诗更好了。”

要知道，苏轼是诗词天才，而王安石的诗也堪称一流。两个顶级诗人的互相品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分量。王安石能得到苏轼的肯定，非常高兴。

苏轼在金陵住了半个月，日日与王安石在一起。他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安石：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

“你劝我在金陵买一块地、做你的邻居——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可惜晚了十年。”

晚了吗？也许晚了。但恰恰是这十年的政治对抗和贬谪苦难，才让苏轼真正读懂了王安石，也让王安石真正看清了苏轼。

王安石在给朋友的信中评价苏轼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这评价出自对手之口，分量极重。这是苏轼的人品、才华、胸襟，征服了曾经最大的对头。

和解的意义

苏轼与王安石的和解，成为中国文人交友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页。它的意义在于：两个人用行动证明了，人与人之间最高级的相处之道，不是消灭分歧，而是在分歧中寻找共鸣。

他们政见不同，但不妨碍彼此尊重；他们曾经为敌，但不妨碍惺惺相惜；他们年华已逝，不妨碍夕阳下并肩而行。

苏轼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境界：

“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这句话出自《论语》，但被苏轼活成了现实。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但人品相近、才情相惜，所以最终能放下恩怨，成为彼此生命中最后一段路程上最重要的朋友。

苏轼的朋友圈，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扩大的。从他二十出头踏入京城，到六十多岁北归途中去世，他一生都在交朋友。好的时候交，坏的时候也交；升官时交，被贬时更交。他的朋友圈不是用来攀附权贵的，是用来温暖彼此生命的。

因为有了这个朋友圈，苏轼走的再远，都不是一个人。